秦传国印玺

weekian1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这千载的迷惑和期盼，在改革开放的盛世中出现了答案。公元2004年8月的一天，在莫斯科切尔基佐夫大市场内，中国留学生王泽，从几个蒙古人的手中，见到了一枚奇特的印玺。凭着自身的文物鉴赏知识，他认定这是中国古代的印玺。经过艰难谈判，最终把它购换下来。之后，通过文物专家对其印文的破解以及热释光检测，确认这就是两千余年前的秦王御玺。如今，是我们拂去历史灰尘，还传国玉玺一个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根据对实物的考证结果，现将传国玉玺有关资料公布如下：

年代：公元前238年左右，热释光测试距今约2250年。

材质：陕西蓝田玉（木纹血丝玉）。

形制：坛式钮（覆斗式）。

纹饰：浮雕虎面纹、玄鸟纹。

书体：鸟虫篆字。

印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规格：高4.3厘米，底宽5.6×5.6厘米，顶宽3×3厘米。

重量：360克。

色泽：晶莹温润，绿中泛青，玉体木纹、血丝清晰可见；部分已钙化，呈鸡骨白色。

撰文：李斯，时为秦王客卿。

玉工：王孙寿，时为咸阳琢玉大家。

秦传国玺印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weekian1

泱泱中华传国玺 煌煌盛世返神州

---兼论传国玉玺真伪之说

王志坚

秦传国玺印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给炎黄子孙留下了无数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也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故事和神奇的传说。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到一枚失落于六百多年前的古代玉玺，则使我们见到过的所有珍宝都黯然失色。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的象征、永葆国运昌盛的镇国之宝——秦始皇传国玉玺。

关于中华共宝传国玉玺，历代都有人著书立说。或记载演绎它的传承关系；或渲染描绘它的精美神奇。但是，各式各样的记载，彼此矛盾的传说，又给中华共宝披上了重重神秘的面纱，成为中国文物史上一个难以破解的“哥德巴赫猜想”。

时光倒流至公元前238年4月，即秦国王位九年的少年天子赢政已满二十一岁，到了依祖制亲政之时。“已酉、王冠、带剑”（《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胸怀大志、英武智勇的秦王赢政，赴宗庙所在地旧都雍举行了加冠礼，正式执掌秦国之政。就在这次庆典前后，秦国的政治风云骤变。先是王弟长安君成虫乔，在率军进攻赵国的前线倒戈叛乱，企图趁机拥兵夺取王位。接着又是天降暴雨，黄河泛滥，“河鱼大上”，鱼群结队涌入渭水，多被冲上平地。黔首们纷纷赶往河边拾鱼。“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这种“鱼虫之灾”，当时被认为是上天警示人间当有大灾异。时隔不久，“慧星见，或竟天”。在古人心中，这也是极其严重的不祥之兆。它属于“君臣失政，浊乱三光”之象。慧星出现将导致“或兵祸将起，国家易政；或臣弑其君，主有灭国之乱；或扫除凶秽，除旧布新……”这些灾异都被史官忠实地记录下来。

除此之外，秦国的政局还隐藏着更为险恶的危机。随着秦王的亲政，因太后赵姬长期摄政所形成的几大利益集团，围绕着最高权利的暗斗也转向了明争。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已迫在眉睫。在这泰山压顶，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年轻的秦王处变不惊，指挥若定，连续击碎了叛乱的成虫乔 集团、嫪毐集团、吕不韦集团。显示出千古一帝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

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解释刚刚发生的灾异人祸，向天下臣民昭告“君权神授”的正统性，重新树立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并为吞并六国的战略计划制造先声夺人的宣传效应。具有政治远见的秦王赢政，便于此时令客卿李斯刻制了象征着王权天授的御玺一枚。由此揭开了演绎两千余年的传国玉玺故事的序幕，留下了“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历史传奇。

弹指间，秦王征伐六国的战鼓声刚刚停息不久，随着始皇帝的仙逝，“坑灰未冷山东乱”，准备传之万世的江山社稷只传到三世，秦王之孙子婴便成了亡国之君。御玺便成了大汉王朝的传国玺。西汉末年为王莽所夺，随即又经“绿林、赤眉”义军之手复为东汉传国玺。汉末董卓之乱时，先后落入孙坚、袁术之手，再传魏晋。南北朝时一度频频易主，后被南陈承袭。隋灭陈后而得。隋末杨广被部下所杀，萧后携传国玉玺投奔突厥。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萧后又带着传国玉玺南返大唐。此后在唐代安传十九帝两百余年。五代十国之乱，传国玉玺历尽劫难，在刀光剑影中不知下落。直到宋代哲宗时（公元1086年），农民掘地而出玉玺一枚。献于朝廷后，经硕儒重臣缜密鉴定，印文与李斯篆传国玉玺毫发不差，“非汉以后所能作”。于是传国玉玺又一次神秘地重返人间。北宋末，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传国玉玺也随之被掠往北方。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卒，传位皇太孙铁穆耳。恰在此时有人出售一枚玉玺，御史中丞崔彧见之，经反复验看确认为是失传已久的传国玉玺。遂重金购下，献于皇太妃。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在名将徐达的指挥下，一路摧枯拉朽直捣元大都。7月22日，元顺帝弃大都北遁。传国玉玺在历经沉浮有序的流传约一千六百年后，最终消失在遥远的漠北大地。朱元璋称帝后，对没有得到传国玉玺十分懊恼。他不仅下令将元大都的宫殿全部毁坏，还派出十万精兵，数次远征漠北，去寻找传国玉玺的下落。直到多年之后，朱元璋还念念不忘地对大臣们说：“如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挂在心头。其中第一事即缺少传国玉玺......”

weekian1

明清时期，一些官吏为邀功请赏，不时有人制作假传国玉玺进献皇帝。如乾隆三年，江南总督高斌即进贡一枚颜色黝黑的传国玉玺，乾隆皇帝一看便知是“前代好事者仿制”，但也笑而纳之。至今仍存于故宫博物院。前些年，日本与蒙古两国联合组成考察队，多次深入到色楞河谷和阿肯特山地区，用现代化探测仪器，采用高科技手段寻找当年蒙古帝王的埋葬之地，虽然也有一些重大发现，但始终都没有传国玉玺的踪迹。

那么，真正的传国玉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这千载的迷惑和期盼，在改革开放的盛世中出现了答案。公元2004年8月的一天，在莫斯科切尔基佐夫大市场内，中国留学生王泽，从几个蒙古人的手中，见到了一枚奇特的印玺。凭着自身的文物鉴赏知识，他认定这是中国古代的印玺。经过艰难谈判，最终把它购换下来。之后，通过文物专家对其印文的破解以及热释光检测，确认这就是两千余年前的秦王御玺。如今，是我们拂去历史灰尘，还传国玉玺一个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根据对实物的考证结果，现将传国玉玺有关资料公布如下：

年代：公元前238年左右，热释光测试距今约2250年。

材质：陕西蓝田玉（木纹血丝玉）。

形制：坛式钮（覆斗式）。

纹饰：浮雕虎面纹、玄鸟纹。

书体：鸟虫篆字。

印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规格：高4.3厘米，底宽5.6×5.6厘米，顶宽3×3厘米。

重量：360克。

色泽：晶莹温润，绿中泛青，玉体木纹、血丝清晰可见；部分已钙化，呈鸡骨白色。

撰文：李斯，时为秦王客卿。

玉工：王孙寿，时为咸阳琢玉大家。

下面，让我们参照历史记载，对传国玉玺的真伪传说进行正本清源。

一、玉质说

有关传国玉玺的玉质，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和氏壁”改制而成；二是“秦王取蓝田玉刻而为之”。我们首先谈谈“和氏壁”改制说。众所周知，“和氏壁”于楚文王在位时（公元前689年）琢成，当时便已视为稀世之宝。距秦王亲政时已有450年。秦昭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83年），秦国欲用十五座城池与赵国换取“和氏壁”时，距秦王亲政也已过去44年。一件世人皆知的价值连城之壁，岂能随意毁坏改作它用？再者，稍有文物知识的人都知道，玉壁的厚度一般都在1厘米之内。直径超过一尺的玉壁被称为非常之宝，其厚度也很少有超过2厘米的。可以在秦王后妃手中传看，又被蔺相如单手举起的“和氏壁”，怎么说厚度也不过1厘米左右。再加上四百五十多年的风化沁蚀，加工成印玺只能如指头般大小。怎么能体现出“奋六世之余烈”的新兴王朝的万千气象？另外，薄薄的“和氏璧”，又如何能雕制成“方四寸”约有十厘米之高的玉玺？如果将所谓“方四寸”的玺印之材再还原成玉壁，那么“和氏璧”的重量将重达上百公斤。仅从这几点就可以看出“和氏壁”之说的荒谬。真不知那些持此说的古人们怎么好意思闭着眼睛著书立说，遗误后人！由此可见，“和氏壁”改制说是没有根据的，此说可以休矣！

那么，“蓝田玉”说的根据是什么呢？“沧海月明珠迸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距秦都咸阳以东数十里，便是著名的产玉之乡蓝田。这个县的玉川乡，开采玉石的历史已有三千余年，《汉书》中早有记载。至今仍有不少玉矿在继续生产。蓝田玉和浙江良渚玉、辽宁岫岩玉、新疆和田玉并称为我国古代的四大美玉。而当时的昆仑山脉尚未纳入秦国的版图，之后享有盛名的和田美玉也不可能有幸为秦王所用。蓝田玉硬度为摩氏四度，属蛇纹石化的透辉石类。外观呈灰、黄、绿、白、黑等色，中有花纹，质地较细，光洁晶莹。品种分为：缠丝玉、木纹玉、花玉、墨玉、黄金玉、姜花玉、血丝玉等。其中血丝玉特别是木纹血丝玉为蓝田玉中的极品。从都城附近选取上等的蓝田美玉，用以制作传之万世的镇国之宝，应该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且历代大多古籍记载都认为传国玉玺是陕西蓝田玉制成。而这枚从海外归来的传国玉玺，其材质正是不折不扣的蓝田玉，并且是玉中极品——木纹血丝玉。这与“秦王取蓝田玉刻而为之”的记载不谋而合。结论自然是显而易见的，是可信并且成立的。至于其它伪玺的材质如何，甚至还有瓷质的“传国玉玺”，我们还有讨论它们的必要吗？

weekian1

二、形制说

传国玉玺的形制，历代的传说更是多种多样，比起“玉质说”要复杂得多。有“文盘五龙，螭缺一角”之说；有“天子玺，螭虎钮”之说；有“龙、凤、云纹”之说等等，不胜枚举。更有历代好事者仿制的伪玺图录记载，以及现存的实物照片等等。可谓“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但这一切给人的感觉均属魏晋以后的琢玉冶印风格，而无一件具备蓝田玉玺的先秦古朴之气。此玺形制系战国后期流行的坛式钮，与当时“敬天法祖”的祭坛形式十分相似。底座四边浮雕虎面纹，坡面浮雕玄鸟纹，均属秦人崇拜先祖的图腾。玉玺的顶部素面朝天，只有两个钮孔对称地排列在中间，像是在睁大双眼观察着上天的旨意。整体图案一气呵成，寓意深远，古朴自然，浑然一体。充分体现出了战国时期的琢玉风格和图腾崇拜。由于传国玉玺的神圣地位，平时珍藏于深宫高墙之内，能够近观者不过是帝后及身边数人而已。那些野史著书人只凭道听途说，或主观猜测，以至出现多种版本的形制说。这在历史上也是不足为奇的。

三、玺文说

从各种历史资料中看到的玺文与字形，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内容亦不尽一致。但在正史中诸如《汉书》、《隋书.仪礼制》、《辍耕录》及《玉玺谱》中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受命于天”的含意是说上天授与秦王至高无上的权力，“既寿永昌”则意为在秦王的统治下人寿年丰、国祚久长。在玺文的内容上历代说法大致相同，分歧主要集中在字形上。有的文章认为：秦始皇统一后推行的是“车同轨，书同文”国策，采用李斯所书的小篆作为统一后的文字颁行全国。身为始皇帝，自己会使用不符合文字标准的“鸟虫篆书”来制作玉玺吗？对于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玉玺的刻制年代不是在秦王统一六国之后，而是在秦王亲政时所制，时间要向前推十七年左右。而在那时，何来“书同文”之说。

其次，《晋书》、《隋书》中也记载说玺文是鸟虫篆书。这种字体如鱼龙凤鸟、形态生动庄重，属于战国时期大篆的一种，仅见于玺印和祭祀天地时所使用的器物上。这与当时人们的“图腾崇拜”有着极大的关系。古人看到鸟儿可以张开翅膀直上蓝天，认为它们可以见到天神。使用鸟虫篆书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告知上苍，从而得到天神的护佑。用鸟虫篆书刻写玺文，更符合当时的图腾文化与统治者的心理需求。

再者，从玺文的书写技巧和篆刻技术来说。八个鸟虫篆字如行云流水，象一只只展翅欲飞的小鸟，在一片翠林中腾挪跳跃，伸头探脑。其优美流畅的笔法，疏密有致的间距，雍容大方的字形，显示出的天才的艺术功力。而其它伪玺字体则呆板停滞、毫无生气，与大书法家李斯的手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崩角说

在介绍传国玉玺的资料中，大都涉及到王莽逼索传国玉玺的故事。描述了汉元帝皇后王政君怒摔传国玉玺，崩坏了一角，尔后又被王莽用金子补上一说。不少文章绘声绘色，似乎是亲眼所见。但是，最早的史书记载中却无此种说法。《汉书·元后传》里虽然有元后怒摔玉玺的内容，但怎么也找不到“摔坏一角，用金补上”的记载。后来这种说法起自何时，出自何处，均有待考证。而这枚从海外归来的蓝田玉质的传国玉玺，却是完美无缺的。《汉书》中记载元后说“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以此玺俱葬，终不可得”等语。她要用来陪葬的到底是哪一块玉玺呢？在见到蓝田玉质的传国玉玺之前，我们曾在一位收藏家的府中看到过一枚缺角的汉代“皇后之玺”，而且确实是用金子镶的角。元后摔坏一角的到底是传国玉玺？还是自己的“皇后之玺”？比较合情合理的推断是王莾在索要传国玉玺的同时，也索要元后的“皇后之玺”，以便取悦于后宫。于是在一怒之下，元后将自己的“皇后之玺”掷于地下，摔坏了一角。后人则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演变成传国玉玺“崩角”之说。在当时封建礼制的环境下，元后可以用自己的皇后之玺殉葬，但却没有任何理由用传国玉玺殉葬，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五、年代说

自传国玉玺问世以来，有关它的刻制年代，几乎所有的资料记载均为秦王“横扫六国，一统天下”时所制（公元前221年）。但通过热释光测试的结果，蓝田玉质的传国玉玺已有2250年左右（公元前238年之前），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秦王亲政时所制。唯一在论著中提出这个年代说的人，是《国宝劫难备忘录》的作者，原国家文物局秘书处张健处长（现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他从《史记》浩如烟海的记载中，捕捉到了最原始的证据，与高科技的断代测试惊人的一致。

综上所述，在蓝田玉质、八字玺文、刻制年代等历史记载的几个主要特征全部吻合的情况下，传国玉玺的复出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了对千秋万代的炎黄子孙负责，保护好这枚闻名中外，声贯古今的民族至宝，不辜负历代有心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寻觅觅。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这枚重返故土的传国玉玺进行国家级的权威认证，同时进行全面科学的测试。待到本文的论证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之后，文明古国将在盛世中迎来代表人寿年丰、国祚久长的镇世之宝。传国玉玺的复出，象征着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和统一，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及海外华侨都会为失而复得的传国玉玺而欢欣鼓舞。正谓“泱泱中华传国玺，煌煌盛世返神州；海峡两岸同庆贺，子子孙孙永宝之！”传国玉玺永远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属于千秋万代的炎黄子孙！

感谢所有关心，参与传国玉玺讨论、研究的人们！

作者：金陵古代艺术馆馆长、中国首届收藏文化博览会十大收藏家之一。        


http://tieba.baidu.com/p/504709984

weekian1

秦始皇传国宝玺之谜：千古疑团何人解?

　  《中外重大历史之谜图考(第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徐作生著)记录作者亲自踏勘历史遗迹，考述历史谜案，解析史上历史悬案，如勾践范蠡被拘的牢狱在淹城，蜀身毒道勘察图录，秦始皇传国宝玺之迷等。是一部专解中外历史重大悬案的专著。
　　秦始皇宝玺成疑团
　　据文献记载，从秦代开始，天子印独称玺，又独用玉，臣下不能用。一些专家指出，秦代皇帝印玺至今未见，不详其是否符合史载，但就目前所见到的秦官印，确实都自名印而不称玺。
　　概而言之，玺是封建时代皇帝的宝印。在无数宝玺中，秦制“传国玺”被称为天下共传的“至宝”。几千年来有关它的种种传说无不充满了神秘的色彩，甚至在两千多年后的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时，警察总监张璧和鹿锺麟等还在追索这块“历朝相传的金镶玉玺”。
　　传说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见凤凰栖落青石上。古人曾有“凤凰不落无宝地”之说，他将此璞献给楚厉王，经玉工辨识认为是石块。卞和以欺君罪被砍去左足。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去献宝，仍以前罪断去右足。至楚文王时，卞和抱玉痛哭于荆山下，文王命人剖璞，果得宝玉，经良工雕琢成璧，人称“和氏璧”。
　　四百年后，楚相国昭阳，灭赵败魏，威王将和氏璧赏赐昭阳。一日，昭阳率百余宾客游览赤山，席中应众人之请，出璧传视。其时山下深潭有丈余长大鱼及无数小鱼跃出水面，众人争睹奇迹，及至散席，和氏璧不翼而飞。当时未发迹的纵横家张仪，正在昭阳门下，众疑“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但和氏璧终无下落。“盗窃犯”是谁？至今尚未“破案”。
　　五十余年后，赵国太监缪贤偶以五百金购得和氏璧，赵惠文王闻讯，将璧占为己有。
　　秦昭襄王获悉和氏璧在赵，假以十五城换璧。赵王无奈，遂派蔺相如怀璧使秦。蔺不辱使命，设计“完璧归赵”。六十一年后，秦灭赵，和氏璧落入秦国。
　　秦嬴政统一中国，称始皇帝。皇帝宝玺自然要选用天下绝无仅有的宝贝。于是始皇命宰相李斯磨和氏璧作皇帝玺，并想代代相传，因此称为“传国玺”。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乘龙舟行至洞庭湘山，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忙抛传国玺于湖中，祀神镇浪。八年后，使者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曰:“为吾遗滈池君”，传国玺，复归来。其事真假难辨，成为千古疑团。
　　刘邦率兵入咸阳，秦王“子婴上始皇玺”。刘邦称帝“服之，代代相受”，号曰“汉传国玺”。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小皇帝刘婴仅两岁，玺由王莽姑母汉孝元太后代管。莽命弟王舜进长乐宫索玺。后见舜怒斥:“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乘便利时，夺取国玺，不复顾恩义，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随即将玺“投之地”。传国玺被摔缺一角，经黄金镶补，但终难天衣无缝，天下至宝，从此留下瑕痕。光武中兴，“莽败，李松持玺诣宛上更始”，后归刘秀。东汉末期，十常侍作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传国玺，返宫后传国玺查无下落。
　　不久，“十八路诸侯讨董卓”，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从城南甄官井捞出宫女的尸体，在项下锦囊中金锁关闭的朱红小匣内取出玉玺。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外，下有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文传为李斯所书。孙坚获传国玺，心生异念，但不久阵亡岘山。袁术乘孙坚妻吴氏扶榇归里，“乃拘坚夫人而夺之”。袁术死后，其妻扶棺奔庐江，广陵太守依袁术先例抢传国玺献曹操。三国鼎峙，玺属魏。三国归晋，玺传晋。
　　西晋末年，五胡十六国更迭频繁。传国玺像是被猎犬追逐的猎物，被不停地争来夺去。每一次的交替易手，就伴随着一场血腥的残杀。晋怀帝永嘉五年，“玺落前赵刘聪”之手。东晋咸和四年，石勒灭前赵，玺属后赵。冉闵杀后赵石鉴，夺得传国玺。公元三五二年，慕容俊克邺城，宣称闵妻已献传国玺，封其为“奉玺君”，改年号为“元玺”，建大燕国(即前燕)。其实当时传国玺已被濮阳太守戴施偷献于晋穆帝，慕容俊只是导演了一场自欺欺人的骗局，妄想以所谓“天命”来维持其统治而已。传国玺归东晋后，经刘宋、齐、梁、陈、隋，最后落入唐高祖李渊之手。从此，玺改称为“宝”。
　　传国玺从发现和氏璧始，传至唐末，计一千六百二十余年，像这样被历朝传递一千多年的历史文物，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令人可惜的是，传国玺于五代时突然失踪。宋太祖“陈桥兵变”受禅后周，仅获后周两方宝印，未获传国玺。
　　宋元明清真假宝玺层出不穷
　　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因此，在宋、元、明、清，均有真真假假的“传国玺”不断问世，屡经发现。如:宋绍圣三年，咸阳段义于河南乡掘地修舍，获一方“色绿如兰，温润而泽”、“背螭纽五盘”的玉印。经翰林学士蔡京等十三名官员“考证”，奏称哲宗为“真秦制传国玺”。
　　明弘治十三年，鄠县毛志学在泥河滨得传国玺，由陕西巡抚熊翀呈献明孝宗皇帝。但孝宗疑其伪“却而不用”。
　　明末，相传由元末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竟被金太宗于“上年八月得元代传国玺于元裔林丹汗之苏泰太后”，太宗由此“乃定立国之计”，改“金”为“清”国号。
　　清初，故宫交泰殿藏御玺三十九方，其中一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被人称为传国玺。公元1746，乾隆皇帝从中钦定二十五方宝玺，将此方宝玺剔除在外。由此可见，这是一块伪造的赝品。
　　宝玺传说
　　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11月，末帝李从珂见大兵压境，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和皇后携传国玺登上元武楼自焚而死，从此玉玺下落不明。
　　又过了大约二百年不到，南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古都咸阳有一个叫段义的古董商，他在城内一家店铺里看到有枚古玺，烨烨有光彩，遂驻足杷玩。
　　段义虽为商贾，却很有点学识，他见这枚玉玺的螭钮不同凡响，又见玺文如鸟兽虫篆，于是以重金购下。通过店铺老板，段义打听到，这枚玉玺的来历是这样的:河南乡(疑傍咸阳的渭水南岸，笔者考述)乡民刘银材要扩建房舍，他和家人在自己的宅基掘土时，无意中挖到了这枚玉玺，当时已近傍晚，玉玺出土时闪光透亮，人皆异之。段义虽然不识印上的文字，但他猜想这是一件至宝，于是连夜赶到京城，把它交给了礼部的大臣。
　　第二年，也就是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宋哲宗颁诏，命礼部御史台“以下参验”，对这枚玉玺进行鉴定。
　　一直到了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经过翰林学士蔡京等十三名大学问家一年半时间仔细研究，考证总算有了结果，这13名官员的奏书是这样写的:
　　“按咸阳县民段义所献的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有光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玺印上端)有五龙相盘的螭钮，钮间有小孔，用以穿丝绶。又得玉螭首一，白色膏，亦温润，其背亦螭钮五盘；钮间亦有贯组小孔，但无文字，与玉玺大小相同。”
　　在奏书的结尾一段，蔡京等认为:
　　“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曰‘皇帝寿昌’者，这是晋玺；曰‘受命于天’者，这是后魏的玺印；称作‘有德者昌’的，是唐玺；‘惟德允昌’者，石晋的玺。只有称‘既寿永昌’者，才是真正的秦玺。今得此宝玺于咸阳故宫一带，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文与李斯小篆的风格正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出鸟迹之法，它跟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
　　“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宝，而神玺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天之所畀，乌可忽哉？汉晋以来，得宝鼎瑞物，犹改庙改元，况传国之器乎？其缘宝法物礼仪，乞下所属施行。”
　　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里，不仅对传国玺下了肯定的定义，断为真玺，而且还建议皇帝举行庆贺大典。
　　哲宗皇帝接受了这些老学究的建议，并下诏礼部、太常寺“按故事详定以闻”。
　　礼部官员奏道:“五月朔，故事当大朝会，宜就行受宝之礼。依上尊号宝册议，有司豫制缘宝法物，并宝进入。俟降出，权于宝堂安奉。”
　　按照传统义规，受玺的前三日，差礼部官员奏告天地、宗庙和社稷。受玺的前一天，哲宗皇帝在内殿不上朝，整天必须吃斋，不得荤食。京城的街口墙上醒目地贴着“天授传国受命之宝”的文告。
　　迎玺的这天终于到了，一大早，皇宫内的大庆殿装点得金碧辉煌，哲宗坐在龙椅上，接受百官的朝贺。段义身著皇帝亲赐的金织衣袍，手捧披着红绸的金匮，在蔡京等十三名文官的簇拥下，缓步走上殿去。哲宗接受传国玺时，深有感慨地说道:“这枚传国之宝历经劫难，今天终于回到大宋朝廷，这是一种好的兆头。朕御服其玺，世世传受！”
　　笔者曾看到一个叫“柯林”的网民所发的帖子，他在一篇题为《沧桑世事》中写道，据民国年间，时任蓝田县县长、喜好玉石收藏的童冠文推考，传国玉玺可能被五代的冯道私藏。但是，该网民的帖子无任何出处。
　　冯道，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辽的大臣。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人。唐末，冯道事幽州刘守光为参军。刘守光败后，冯道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掌书记。李存勖即位，以冯道为翰林学士。明宗时任相。冯道历五朝十一帝，不离将、相、三公高位，容身保位，未尝谏诤。晚年自称长乐老。
　　尽管“柯林”的说法没有来源，笔者亦姑妄存录，以供好事者一哂。
　　后唐主李从珂与曹太后刘皇后等在亡国之际，登玄武楼自焚而亡之时，冯道正是当时的重臣。唐废帝李从珂时，冯道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李从珂在玄武楼自焚而死，传国玉玺自此不知去向，莫非传国玉玺被冯道收藏？这时，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使他(即童冠文——笔者注)心头为之一震，传国玉玺会不会就在冯道的墓中？这样一想，他心头的疑云便一点一点地散开了，立时感到云开日出，豁然开朗起来，看来传国玉玺很有可能就在冯道的墓中。
　　原来冯道不仅是一个善于观望形势、舍弱趋强、无所建树的大官僚，而且还是一个私藏国宝、老谋深算的人。他把传国玉玺私藏起来而没有献出来，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也许即使献出来他也不可能当更大的官了，他深知自己的官职已经够高了，纵使献宝邀功也是白搭，所以便藏了起来。而他死后，却让这稀世珍宝陪伴着他那丑恶的肉体，成为千百年来的一大迷踪。
　　传国玺印文及螭纽版本
　　查阅《蓝田县志》，其上记秦始皇传国玺之形制，有五个不同的版本。
　　一为毕景儒本，印文曰“受命之天，皇帝寿昌”。字体与李斯鱼虫篆不类。毕本在印文旁有二行说明，其文引《辍耕录》云:“或谓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谓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盖秦别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一玺，又非元成宗时所得。”
　　二为向巨源本，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图旁亦有注云:“石得于乾之永寿。高尺，径三寸二分，深八寸七分。容七升二合。无铭识。按此亦吕与叔先生所藏，故入志。”此一版本最为关注者。
　　三为蔡平仲本，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图旁无注文。此图与向巨源本接近，但印文篆体不如向本丰满、遒劲，笔划较简，似仿制向本所为。
　　四为蓝田县志本，笔者翻阅清代旧志时，在方志的扉页上，竟然看到传国玺还有一个版本，故暂时名谓县志本，考其印文，发觉系仿制毕景儒本，现姑妄存之。
　　五为螭纽本，除去上述的三幅图，县志中还有螭钮一个版本，考其图，与其说是五龙相交，毋宁说是两个阴阳相抱的太极图更为合适。图中有注云:“秦传国玺，以蓝田水苍玉为之，刻鱼、虫、鹤、蟮、蛟龙，皆水族物。大略取此义，以扶水德。秦得蓝田玉，制为玺，八面正方，螭纽。命李斯篆文，以鱼鸟刻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或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注文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说明史料源自《太平御览》引《玉玺谱》。
　　秦始皇传国玺，其形制到底如何？查考资料，参照诸家之说，可得出如下的结论:
　　玺的材料系用蓝田玉制成。其尺寸，依古制，玺方四寸，钮交五龙(即螭者)。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http://news.cyol.com/content/2009-04/08/content_2614309.htm